瑜伽大会，是通过瑜伽导师培训课程吸引瑜伽练习者、瑜伽职业教练、瑜伽馆主、瑜伽产品品牌短时间向某一地点聚拢、实现资源互换的产业聚集形式。据小编统计，2016年中国各地举办的各种形式的瑜伽大会超过30场,平均每场大会参与人数500人次。
瑜伽行业大会在数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也逐渐呈现多样化趋势，不论是大会主办方的属性还是大会举办城市、大会主题、大会环节和内容，都将当下流行的“混搭”与“跨界”体现的淋漓尽致。社会各界对瑜伽大会的青睐一方面对于大会的规范化操作有一定助力，也对传统的大会操作模式发起了挑战。
图为第三届重庆国际瑜伽大会现场
瑜伽大会知多少
2016年平均每月就有两场大会在中国的某个地区举办，而瑜伽大会的举办城市也从最初的一、二线城市往经济相对滞后的三、四线城市蔓延。这个现象不难理解，中国近现代以来，瑜伽是由欧美传入中国的，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较早受到瑜伽文化的熏陶。随着居民健身意识的觉醒与国家对健身产业的大力支持，瑜伽作为“时髦”、“小资”健身方式的代表开始在全国各地风靡，三、四线城市经过两年的积淀后也具备了开展瑜伽活动的用户基础。但不可忽视的是，三、四线城市举办的瑜伽大会数量虽在不断递增，而质量却是有待提升的。
而影响一场瑜伽大会质量的决定因素是大会主办方。早期瑜伽大会多是由在瑜伽行业深耕多年的瑜伽机构发起，当然目前国内成熟的瑜伽大会主办方依然是这些瑜伽机构。这些机构拥有广泛的用户群体基础和丰富的瑜伽名师资源，这就掌握了瑜伽培训产品的供应商和终端消费者，这是决定一场大会是否成功的核心因素。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由亚洲知名瑜伽机构PURE瑜伽主办的“亚洲瑜伽大会”到2017年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届，而北京的“HOPE中国瑜伽峰会”是由全国知名瑜伽培训机构悠季瑜伽发起举办的，至今也举办了三届。被媒体过度宣扬的瑜伽人群消费能力让瑜伽行业较有代表性的瑜伽大会模式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其中专业的会展公司表现尤为热衷，不过瑜伽的“资源壁垒”是其不可跨越的障碍，因此直到现在也没有“门外汉”主办瑜伽大会大获成功的案例，大多是高调入场低调消失。而三、四线城市政府主导发起、当地瑜伽机构承办的模式倒是接二连三被复制，以瑜伽为“噱头”推广当地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地区性瑜伽大会虽不能与行业千人瑜伽大会规模相比，但也是当下比较流行的一种操作模式。
图为第十届亚洲瑜伽大会课堂
动辄号称千人规模的瑜伽大会其实大多名不符实，能达到千人规模的大会屈指可数。2017年第十届亚洲瑜伽大会（以下简称“AYC”）在香港举办，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3000名瑜伽爱好者参与，其中大陆参与者1000有余，这是目前小编所知的国内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瑜伽大会。
影响瑜伽大会规模的因素有以下几点：大会提供的导师资源、主办方的招生能力和现场执行能力、大会举办地的地理位置。
瑜伽的特殊性导致其从业者需要不断进修，而名目繁多的培训课程令他们难分优劣，昂贵的瑜伽培训课程更加重了试错成本。瑜伽大会恰好搭建起一个平台，让瑜伽从业者在大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导师，也让一些真正有实力的老师为行业所知。以前文提到的AYC为例，在2017年的大会中他们邀请到世界各地50余位瑜伽大师，开办超过185场课程培训，这是其吸引到3000余名参与者的基础。名师课程是瑜伽大会成功的必要因素，但仅仅有“唱戏的”还不行，能拉拢“看戏的”才算解决了最大难题。这时，主办方本身的用户资源和宣传能力就是其招揽用户的金钥匙。AYC的举办方PURE瑜伽在亚洲多地开办瑜伽馆，用户遍布亚洲各中心城市为其大会招生奠定了基础，同时其执行团队良好的媒体宣传和渠道也为其“名声大噪”提供加持。如果举办大会的必要因素都能解决，举办地的选择则能够为扩大大会规模提供额外助力。有参会者告诉小编，他们之所以参加大会，学习并不是唯一的目的，借机旅行也是重要因素。如果大会的举办地恰好是在人人向往的旅游城市，报名率将大大提升。
图为第二届HOPE中国瑜伽峰会出席大师
